黑彩票平台排名前十 苏轼的得意之作都是喝醉后创作的?苏轼最推崇王维,助其地位飞升

更新:2020-01-09 12:06:27浏览:940

简介:文 | 黄薇苏轼《枯木怪石图》据说苏轼书画最得意之作,往往都是醉后手笔。书画同源,这也成为后来文人画的独特标志。他对两个人极为崇敬推崇,一个是陶渊明,一个是王维,将两者在文学史和画史上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。苏轼推崇王维,也是称赞他的画外之意。苏轼对士大夫们参与绘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画的是精神,而不是外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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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彩票平台排名前十,文 | 黄薇

苏轼《枯木怪石图》

据说苏轼书画最得意之作,往往都是醉后手笔。元祐三年(1088),苏东坡任主考官,李公麟、黄庭坚、张耒等都是他的下属,陪他入闱闭关阅卷近两个月,闲空无事,李公麟画马,苏轼写字,黄庭坚则写些阴森的鬼诗,彼此讲些奇异的神仙故事消磨时间。苏轼平日“极不惜书,然不可乞。有乞书者,正色诘责之,或终不与一字”,这次被锁礼部,“每来见过案上纸,不择精粗,书遍乃已”。黄庭坚就透露苏轼的酒量其实并不大,“性喜酒,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,不辞谢而就卧。鼻鼾如雷,少焉苏醒,落笔如风雨。虽谑弄皆有意味,真神仙中人。”

苏轼长于行书与楷书,他的字肉丰骨劲,极少看到枯笔、飞白,笔圆而韵胜,后世称其书法之美“淳古遒劲”“体度庄安”,有气象雍裕的大家风度。他的画作一大特点,便是将书法引入绘画,借鉴书法用笔的规则法度。书法是线条的艺术,苏轼曾写过,文同习书甚久不见成功,后来一人独行山径,见二蛇相斗,他从争斗的蛇的姿态动作获取了灵感,把那种动作的矫健吸取于笔画之中。同样在绘画中,其实也是线条组合形成的和谐律动,结构越单纯,越容易表现律动美。他画几块粗犷的岩石,几枝竹子,逸笔草草,却传达出不尽的意味。黄庭坚评价他的一幅《枯木图》:“作枯槎寿木,丛条断山,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。”书画同源,这也成为后来文人画的独特标志。

苏轼说自己:“吾书虽不甚佳,然出自新意,不践古人,是一快也。”他酒后作画,一挥而就,速度很快,这样的画法当然是“大抵写意,不求形似”。苏轼有首题诗,其中几句反复被人征引:“论画以形似,见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,定知非诗人。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。”说的是论画若只看形似,见识就如小儿一般。还有一则故事讲,一日苏轼用朱砂画竹子,有人看了说,“世间哪有红色的竹子?”苏轼则反问道:“世间又哪有黑色的墨竹呢?”“善鉴者固当赏于骊黄之外。”物象形似的描摹,算不上绘画的真实,画家看似有悖常理画一种非现实的存在,其实是在为心灵留影,超越骊黄牝牡的皮相真实,获得一种内在精神的真实。

苏轼在《又跋汉杰画山二首》中第一次提出“士人画”的概念,简明扼要点出了其与院体画、画工画的区别:“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,取其意气所到,乃若画工,往往只取鞭策皮毛,槽枥刍秣,无一点俊发,看数尺许便倦。”也是强调“意气”的重要性,即神韵、气象,而非在细节的堆垒中打转。写意如不能率性挥洒,也难以发挥艺兴。有次友人杜介带来上好的纸张请苏轼在上面写字,提出了字要写得不能超过某个尺寸,“其意不问工拙,但恐字大费纸,不能多耳”,苏轼笑着问他:“我现在是不是在卖菜?”

唐代及唐以前普遍的观点,大多还是认为绘画的主要功能是再现。虽然唐代已经产生了一些为后世文人艺术家多次采纳的题材,比如王维《辋川图》关于田园的诗意表达,张璪的水墨树石等,但官员和画工在题材风格方面还没有明显分化。文人参与绘画大约从东汉开始,比如有蔡邕、赵岐、张衡等,到了唐代,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跻身仕途。但他们对画师身份不免还是带着一种轻蔑。最著名的例子是阎立本,《新唐书》记载太宗朝,他已官至主爵郎中,某天太宗和侍从朝臣在春苑池中划船赋诗,忽见珍禽异鸟随波起伏,于是就让人喊阎立本过来写生作画。阎立本趴在池边研磨颜料,吸吮笔尖,画起画来,但看着同僚们却在船上惬意地喝酒吟诗,他羞恼得冷汗直流,回到家中,气得告诫儿子,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学画了!这便是典故“立本羞”的由来。

在苏轼看来,文人艺术家绘画的宗旨自然不同于职业画家。他赞扬山水画家朱象先,“能文而不求举,善画而不求售,文以达吾意而已,以其不求售也,故得之自然”。文同作为画家名声很大,拿着缣素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,他反应激烈,“厌之,投诸地而骂曰:‘吾将以此为袜。’”苏轼后来在徐州(古称彭城)当官,文同还写信和他调侃,说让求画的人都找苏轼去,“近语士大夫:‘吾墨竹一派,近在彭城,可往求之。’袜材当萃于子矣。”

文艺评论家苏轼,没写过专门的艺术论著,留下了约157首题画诗以及散见的若干精短论述。他对两个人极为崇敬推崇,一个是陶渊明,一个是王维,将两者在文学史和画史上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。王维在唐代以诗名盛于时,时人对其画的评价不过属于二流的“妙品”,但苏轼认为王维的画更胜过“画圣”吴道子,“吴生虽妙绝,犹以画工论。摩诘得之于象外,有如仙翩谢笼樊”;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”,更是成为对王维诗画的定调之论,直接影响了明代董其昌将王维追认为“南画”即文人画之祖。

苏轼推崇王维,也是称赞他的画外之意。他进一步论到艺术创造过程时,有段总结性的言论:“余尝论画,以为人合宫室器用皆有常形;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,虽无常形,而有常理。常形之失,人皆知之;常理之不当,虽晓画者有不知。……世之工人,或能曲尽其形,而至于其理,非高人逸士不能辨……”到北宋,中国绘画的题材已然齐备,苏轼把画题归为两类:一类如人物、禽兽、建筑、器用,这是“常形”的;另一类如山石、竹木、水波、烟云,这是无“常形”而有“常理”的。“理”关乎内心与宇宙,概括起来说相当于“自然的法则”或“万物的内在精神”。苏轼对士大夫们参与绘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画的是精神,而不是外在。

苏轼并非绝对排斥形似,他的文字中记录过画家黄筌画飞雀“颈足皆展”的错误,也下过写实的功夫,曾为兰陵胡世将画蟹,“琐屑毛介,曲畏芒缕,无不备具”,但最终的旨趣不会以描摹破坏“常理”。所以他最喜欢也画得最多的,仍是山石竹木,在并不复杂的题材变化出新,最终“我手写我心”。在为文同所写的《墨君堂记》中,苏轼描写竹子的特征:“风雪凌厉以观其操,崖石荦确以致其节。得志,遂茂而不骄;不得志,瘁瘠而不辱。群居不倚,独立不惧。”画的是竹,更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期许。

文人画不断从技术中解放出来,把文学和人的格调情趣加进去,甚至让画变为一种象征主义。中国绘画历来可分山水、花鸟、人物三门,文人画并不与之并列,而各有交集。它并不代表一种统一的艺术风格,而可看作是一面品性的镜子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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